尽管各时各地的女性都承受过生孩子的压力，但是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一个新发明：这理论声称，女性随着年纪增长，她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孩子——也就是所谓的“生命钟”。
注：the biological clock，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流行观念，不同于生物节律意义上的生物钟，指的是女人有一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想要孩子和家庭的倾向，跟我国“女大愁嫁”的思想有些类似。
它最早现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8年3月16日，华盛顿邮报在其市政版首页宣称：“职业女性的生命钟正在嘀嗒作响。”该社论的作者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当时恐怕还无法意识到他这论调的影响会变得多么深远。
女性年龄一大，就会想要孩子，还会后悔没有早生？这种观点其实由来并不久远。图片来源：Nathalie Lees
他的文章以一次午餐约会作为开头，约会对象是一位“复合女子”，据称她能代表所有27到35岁之间的女性。“她来了，走进餐厅内。”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她是个美人儿，深色头发，不高不矮，打扮得也挺考究。她现在正脱去外衣，显露出曼妙的身材。”这位复合女子的心态也很好，“工作棒极了，她的自我感觉也挺好。”但接着，她的眼神却逐渐黯淡了下来。
“怎么了？”她的约会对象问道。
“我想要个孩子。”她回答说。
科恩坚称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想要孩子，无论她们正处于何种恋爱关系。
“我像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四处奔走，采访了一个又一个女人。”他写道，“其中大部分都声称能听到生命钟的嘀嗒声……这位复合女子可以是个已婚妇女，也可能未婚，最惨的甚至都还没有男人进入她的生活。但生命钟总在耳边嘀嗒作响，令你无处可逃。”
在几个月内，生命钟就开始笼罩各地职业女性的生活，波士顿全球报的职业撰稿人安·基希海默（Ann Kirchheimer）报道说：“妇女运动的受益人，这些决定全职工作、旅行和独立自主而非相夫教子的第一代自由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她们耳畔生命钟的嘀嗒之声突然变得越来越响。” 基希海默采访的一位女精神病医师曾把她和她单身闺蜜们的困境戏称为“子宫凋零综合征”。
那时候，美国人正开始关注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在那之前的二十年里，出生率出乎意料的骤然降低。1957年平均每个美国女性会生3.5个孩子，而到1976年，这个数字跌到了1.5。在女权主义运动之后，有效的避孕药和宫内节育装置迅猛发展，加之堕胎合法化，越来越多的女性推迟结婚生子，转而追求教育和事业。
即便是有生育意愿的女性也大大延后了她们的生育计划，到1977年，36%的母亲是30岁以后才有的孩子，看起来，许多女人似乎都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生育。难道这才是世界终结的方式吗？不是毁于炸弹而是毁于药片？
一些保守势力甚至认为服用避孕药就是在杀死婴儿。图片来源：jesus-passion.com
尽管泛滥的生命钟论时不时也会提及这些宏观的人口趋势和担忧，不过一般而言，这类说法主要针对的是个人。媒体对决定在追求高要求的职业生涯同时生孩子的妇女高唱赞歌，并警告那些推迟要孩子的女性，她们今后将追悔莫及。（却绝少提到有些女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要孩子。）
1982年二月，出演电视剧《霹雳娇娃》的明星女演员贾克琳·史密斯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她穿着一件宽松的蓝色连衣裙，但坚定地抓着她那浑圆的肚子。封面上写着“新的婴儿潮”，“职业女性正在选择怀孕，而且这正在成为时尚。”在杂志内，约翰·李德（John Reed）重申了那日渐耳熟的警告：
“对许多女性而言，养儿育女的生命钟即将奔向终点。”李德写道，“那来自月亮，深入骨血，来自在层层文化和反文化观念之下、深埋染色体内的基因编码，从更新世一脉相承的古老召唤啊，它正在令成功的商界女性、职场女强人，乃至成年子女的母亲驻足沉思。”
生命钟的比喻也许不如后面这一大串那么辞藻华丽，但它表现出了同样的决定论，李德把“生命钟”的存在作为论据，认定女性不能离开自己的“传统角色”太远。在他的定义下，女性要么就是母亲，要么就是没有当上母亲的失败者。
尽管现在女性可以在高薪行业中和男性竞争，也可以到处发生婚外性关系，但是这些文章暗示，自由恋爱和女权运动并没有改变她们的本质，女人可以穿上职业装，但她们的身体终究还是渴望孩子的。
这也许听起来像是事实陈述，但这其实是个命令。
“生命钟”的传说是个关于科学和性别歧视的故事。这揭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会影响科学研究的优先关注，而科学研究也可以被人用作性别歧视的目的。我们太习惯于把“生命钟”视作一个既定事实而非某种比喻，如果我们仔细追溯一下这种论调的源流，就不难发现生命钟的说法与文化的关系至少和自然一样大，而在文化上，这种言论就是为了对抗妇女解放而存在的。
首先，关于“生命钟”的讨论是在逼迫女性成为人母，是在暗示即便某些关于性别的双重标准正逐渐销蚀，但这一个差别总会存在：女性在规划情感生活时，不得不考虑“生育不能太晚”。其次，这种比喻也暗示，试图与男性在职场上竞争的女性由于同时要考虑生育，因此居于下风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社会经济变革天翻地覆的年代，生命钟的说法被用于强化男女有别的旧有观念。事实上，生命钟论将性别差异夸大到了连五十年代的传统主义者都难以想象的地步。于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闯入了曾被男性一统天下的高薪行业，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在谈论着生命钟论，觉得生育是一件只有女性才应该关注的事情。
像科恩和基希海默这样的评论员警告女读者，她们推迟育龄愈久就会愈发觉得恐慌，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为男性炮制了一套 “真理”，号称经历过时间考验但实际是新造的。他们说男人的身体使他们天生不想要长久关系和后代；男性没有统治着女性恋爱生活的时间压力，已经进化出了对“无牵无挂的性”的偏好。（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大学里新生的演化心理学正在论述，异性恋人群的婚姻形式是需要性的男性和需要保护的女性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而且男女还要靠他们的“适婚性”来取得所需。）
注：初期的演化心理学曾有过这种误区。但今天演化心理学早已确认，男性并非只要性，女性也并非只要保护，两性都同时拥有短期择偶和长期择偶的需求，只是在程度和表现上有所不同而已，个体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尽管调查显示近至五十年代，大部分美国人还把婚姻和家庭视为追求幸福的基石。但八十年代的专家们一致认为男性和女性在约会时有着截然不同的目的和特权。永恒的单身汉不会变老，但职业女性如果想找个如意郎君的话，那她就得把生活规划得无懈可击。
时间被描绘成了女性的敌人——要想事业家庭两全，女性就必须步步为营、分毫不差。图片来源：Nathalie Lees
到了八十年代中叶，婴儿潮时代（美国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一代人）的女性已经形成一支“生命钟守望者”大军，至少记者莫莉·麦凯恩（Molly McKaughan）是这么称呼她们的，她在1987年的畅销书《生命钟》里报道，那些原本持有截然不同态度的女性全部“屈服于生孩子的本质需求”，一些人悔不当初等那么久才开始寻找孩子他爹，不过大部分人早就意识到，自己应该战略性地约会。“要是女人等得太久，”麦凯恩反思道，“时间就会抛弃她。”没有文献声称这些女性的男朋友们也有相应的问题。
时至今日，女性生育力随着年龄增长到底会如何下降多少仍然是一团浆糊。正如心理学家简·温格（Jean Twenge）所指出的那样，被频繁引用的许多关于女性生育率的统计结果是偏颇的。在一篇2013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中，温格指出，许多往往被作为真理传授给女性的“事实”其实压根没什么可靠的证据基础。在清查医学研究数据库之后，温格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说，有个经常被引用的结论说，35到39岁的女人中有三分之一无法在备孕一年内成功怀孕，这个在2004年得出的结论居然是建立在1670年到1830年的法国出生记录上的。“换言之，”温格写道，“对数以万计女性的备孕建议依据的居然是在电力、抗生素和生育疗法发明之前的统计数据。”
生育数据还有另一个偏差因素，我们会从医生那里收集信息，但是一般来说，只有生育力有问题的病人才会求助于医生，因此我们实际上很难知道人群的总体状况。多少夫妇是因为不想要孩子所以才没孩子？又有多少夫妇是因为采取了避孕措施？要把这些因素都纳入考虑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这些知识空白确实存在，但强有力的科学证据的确表明女性卵子的质量和数量会随着时间衰减。无数为各种原因推迟生育的妇女的确陷于无法怀孕的苦楚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钟”带来的焦虑确实有理有据。但这些卷帙浩繁的报道却从未提及另一个关键的事实——男性生育力也会随着年龄下降。
真要说“生命钟”，只提女性并不公平。图片来源：misstosha.wordpress.com
当然，有很多著名的例外可以拿来说事，比如说查理·卓别林和巴勃罗·毕加索都曾在古稀之年老来得子，但“男性生育力丝毫不受时间影响”这说法虽然广为流传，但根本就是错的。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精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随着时间下降，年迈父亲的孩子会比年轻父亲的更容易遭受孤独症以及其它健康问题，“老年精子”往往只能在卵子周围徘徊到死，却无法使之受精。
这些事实也偶尔会被报道，而且几乎都被冠以了这样的新闻标题——“男性生命钟”。生命钟前面需要专门加“男性”二字，其实暗示了这些事实被长期忽视的原因所在：社会舆论似乎觉得只有女人才有身体。
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的资料，在美国寻求治疗生育障碍的夫妇中，40%的问题出在“女性因素”，40%则在于“男性因素”，还有20%原因不明，男女出问题的比例差不多，但你在阅读大多数有关生育障碍的报道时绝对看不出这一点。我们的假设似乎是，生育首先是女性的责任。出了任何问题都是女人的错。
和女人一样，男人的生育力也会随着年龄下降。那么，为什么女人，而且只有女人必须要和时间赛跑的观念如此逼人？为什么“生命钟”不能成为一个全人类的概念，正如其事实上的那样？
女性没有时间，是因为她们更忙了答案恐怕比什么女性独有的更新世召唤之类的辞藻要乏味的多。生命钟论崛起的时代恰逢经济结构转型，工作与时间的组织方式也正因此发生变革。而女性正是从那时起开始觉得时间紧迫，这并不是因为什么神秘的生物力量，而是因为那时的女性开始广泛走进职场，与此同时仍然无偿承担着绝大部分家务。换言之，她们更忙了——她们确实就是比以往更没时间了。
在20世纪，朝九晚五已是常态，这将生活分割成了两部分：上班和下班。在五六十年代，上班时间的工作被认为主要属于男人，而女人的工作则在家里——一个被社会定义属于“下班”的地方，隔绝于经济活动之外，在那里付出的劳动更多被视为爱的奉献，而非工作。
男人挣来的“养家薪水”本应足够补贴他妻子的无偿劳动，但到了七十年代，工资停滞导致越来越多的家庭难以只靠一份收入为继，而社会福利的削减更让这些家庭雪上加霜。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权主义者为这女人挺进男人职场的契机而欢呼，但中产阶层家庭主妇们的大批离去不仅是出于对自由的渴望，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必须。
工作场所并没有为帮助女性更易成功而改变其模式，其结果就是女人不得不一直追赶时间，如果她们想要得到男同事们享受的事业家庭两全的话。她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周旋于家庭生活和公司时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中，还要处理在双重生活中挣扎的“时差”困境。嘀嗒，嘀嗒，“生命钟”就这么响起来了。
要与丈夫一样上班工作，下班后还要继续承担绝大部分家务，女性自然开始感到疲于奔命。图片来源：huffingtonpost
1989年，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创造了一个词，“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用以描述有工作的女性还要继续做大部分家务的现象。大概十年之后，她观察到许多女性实际上还承担了“第三班”，多出来的这一“班”用来处理前两班带来的的情绪问题——在她们意识到“两边兼顾”往往只意味着“啥都得干”后，女性感受到的强烈负罪感和怨恨。
对“生命钟”的无穷讨论，使得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面临的困难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折磨个体女性的疾病，而非一种大尺度的社会问题。（想想前文中患有“子宫凋零综合征”的那位精神病理学家和她的单身朋友们。）
它掩盖了真相：真正的矛盾在于社会的优先级。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几乎从未颁布过法定产假或是为育儿提供帮助，这使得决心生育的女性不可能平等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生命钟”的歇斯底里将其描绘成每个女人卵巢里的定时炸弹，使得每位女性必须独自应对这些障碍。
技术被用来解决表面问题，但观念不平等还在不少职业女性默认了这一切。最起码，她们没有组织起来要求更多的产假和育儿补助，她们听信了专家对女性的老生常谈：“你问题很严重啊！不过好在总有些昂贵的新奇玩意儿，你可以花钱解决问题。”
就在记者们开始嚷嚷“生命钟论”的几个月前，医生们掌握了体外授精（IVF）技术。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奥尔德姆综合医院降生，路易斯宝宝一时名扬全球。但如果一支营销团队想要在广告销售中不落下风，忽悠更多妇女接受体外授精，那恐怕没什么比编造一大堆“生命钟论”来得更高明了。而理查德·科恩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就是这一风潮的始作俑者。
体外授精的本来目的是解决一个特定的医学问题，路易斯·布朗的母亲因为输卵管阻塞而无法正常怀孕。但到了1981年，研究人员开发出了用激素刺激卵巢一次性排出多枚卵的技术。不必再依赖于月经周期，医生们开始多多益善地从病人身上提取遗传物质，很快，他们就在向完全没有输卵管问题的女性推销体外授精技术了。
在尝试九年都无法自然怀孕后，路易斯·布朗的父母选择了试管婴儿技术。图中为路易斯·布朗的父母、她本人和她的大儿子卡梅伦。图片来源：abcnews.com
在1983年，华盛顿疾控中心的两位医生，塞夫吉·阿拉尔（Sevgi Aral）和威拉德·凯茨（Willard Cates）发表的一篇文章宣告了“流行性不孕不育”的到来，这篇文章广为流传，恐慌开始蔓延，而辅助生殖技术产业也应运而起。到八十年代中叶，提供体外授精的诊所在全美遍地开花，到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提供卵子捐献和代孕等服务的机构，同时出现的还有“单精注射”技术（ICSI，全称卵胞浆内精子注射，二代体外授精技术，做法是直接把精子注射到卵子里面使之受精）
体外授精帮助了不少女性成功怀孕，但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活。这种技术很昂贵，在2015年的美国，一个用“新鲜”卵（即新取出的卵子）人工授精的流程平均费用为12400美元，还要外加三到五千的药费，许多患者要经受好几次流程才能成功怀孕，而且很少有健康险种可以报销这笔钱。在英国，每个流程的花费在4000到8000英镑之间，而且不是每个女性都能从国民卫生服务体系中获得这项服务。不但如此，体外授精毕竟是一项侵入性的操作，它伴随着显著的生理和心理风险，有数不清的研究详尽说明了这对许多女性而言带来了负面影响。
尚没有多少研究着眼于人工授精采用的激素干预对女性身体的长期影响。2015年十月，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项研究，他们追踪了255000个在1991年到2010年间接受过体外授精的英国女性，他们发现较之对照组，这些女性卵巢癌的发病率高出了37%。我们无法知道这究竟是因为她们接受过体外授精，还是因为她们的生育问题来自某种未被诊断的疾病，但这两种可能性都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我们的文化太理所当然地觉得女人要想怀孕就应该承受痛苦，而这些医疗技术又是这么利润丰厚，以至于极少有研究者被资助研发替代方案。甚至当一对夫妇不能生育的原因出在男人身上时，女人还是非得接受体外授精。
辅助生育技术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突破生物体限制的途径，但在经受了体外授精的巨大痛苦和成本后，人们也还是要冒一无所获的风险。美国生殖医学会在2012年的最新报告显示，任一特定的体外授精的成功率都是很低的，对于42岁以上的女性来说，一次体外授精流程让她们怀孕的成功率为3.9%。
如果一个女人打算指望这些医疗手段来建立家庭，那么希望破灭的打击恐怕是毁灭性的，对高科技的过度期望会让她更加觉得生不出孩子是自己的错。
冷冻卵子也不该是把责任推给女性的理由就像任何产业一样，辅助生育技术也会寻求扩展新的市场。研究显示，新世纪以来，女性开始在越来越小的年龄关注自己的生育力。2002年，美国疾控中心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在22到29岁之间的少女中，接受生育治疗的人数较之过去七年翻了一番，达到了23%。在2006年，一本来自奥兰多的杂志《孕》（杂志的标语是“我们是备孕专家”）发现，他们46%的读者年龄低于30岁。
有了并不成熟且价格高昂的冷冻卵子技术，女性是否就应该给自己“上保险”呢？图片来源：nautilus
在过去数十年间，辅助生育技术产业正开始向并不需要的人群大肆营销那些昂贵的疗法。冷冻卵子本是为罹患癌症的妇女设计的备用手段，但在2014年，FertilityAuthority公司启动了一个叫做“卵子银行”（Eggbanxx）的机构，来为医生冷冻卵子提供便利。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将市场扩展到没有生育问题的女性身上，“我们将会以优步（Uber）那样的方式推行卵子冷冻服务。”公司的CEO，吉娜·巴塔西（Gina Bartasi）在2015年春天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
我们会用“存货”或是“礼物”之类的字眼来形容精子或卵子捐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机构把冷冻卵子比喻成“保险”。提供冷冻卵子的诊所常常在广告中使用金融界的术语。他们拿“冻结资产”开玩笑，诚挚地讨论“风险对冲”的智慧。冷冻卵子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期权”，与华尔街的交易员口中的“期权”别无二致，女人得花上一笔钱来冷冻卵子，在美国一般是首付15000美元再加上每年的保存费，好在将来把自己的卵子拿回来。
跟体外授精一样，冷冻卵子最早也是出于特殊目的而被研究出来的：年轻的女性癌症患者预先冷冻卵子，使之免受化疗影响。但在最近几年，各个小诊所纷纷向健康女性提供这种试验性疗法，而且还鼓励女性越早冷冻卵子越好。
要求女性付钱来接受昂贵而不必要的措施听起来并不像是什么特别正经的生意，更何况这种措施还在试验阶段，而且女性也还需要很多年才有可能需要其“疗效”。然而，冷冻卵子的逻辑已经说服了美国许多最成功的企业。2012年，谷歌、脸书和花旗银行宣布，他们正在考虑为每位公司女员工报销最高两万美元的冷冻卵子费用，作为一项健保福利。许多人将这类活动吹捧为打破仍然肆虐职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灵丹妙药，《时代》杂志在其封面报道中宣称，“冷冻卵子就是实现平等的那个伟大因素。”
在媒体上，选择冷冻自己卵子的女性往往会宣称她们感觉自己“被赋权了”，然而，比起攀登事业高峰，这类报道中的采访对象似乎更加担心在生命钟滴答作响的同时寻找爱情的困难程度。
2011年《时尚》杂志描绘了“一位35岁，苗条的媒体公司总经理”，她刚刚冷冻了她的卵子。她强调了这样做为她的约会生活带来的好处。“利亚知道她正危险地逼近一个年龄节点，符合她要求的男人们将会从她的眼神中寻找恨嫁的急切，那生命钟嘀嗒作响的阴霾。‘冷冻卵子是我的小秘密’她说，我需要这种有备无患的感觉。”
“他说的是甜言蜜语，她想的却是‘生命钟’的滴答声”。图片来源：eyeforstyle.cc
2013年，记者莎拉?伊丽莎白?理查德（Sarah Elizabeth Richards）出版了一本名为《成为人母：重新计划》的书，此书追踪了五名女性的卵子冷冻过程。作者说她本人对此感到狂喜，这卸下了她的压力，让她可以重新开始爱情生活。“冷冻卵子……抚慰了我的伤痛，我在一个并不想和他一起生孩子的男人身上浪费了二十多岁的时光，又为一个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想不想要孩子的男人浪费了更多三十多岁的光阴。但这项新技术化解了我近乎惩罚性的寻找新伴侣的压力，并帮助让我在42岁时再度获得爱情。”听起来，冷冻卵子与其说是一种促进职场平等的工具，更像是延长寻觅如意郎君时限的昂贵手段。
冷冻卵子广告中亮相的女强人往往会采用“选择”或者“自我赋权”之类的字眼，但实际上，冷冻卵子迫使女性接受关于浪漫和生育的性别偏见，这种做法越普遍，就会越强化一种观念——女人理应承担生育的责任和经济负担。不难想象，机遇会转变成义务：公司都提供了冷冻卵子的福利了，那么拒绝冷冻卵子的女员工就会被认为是没把事业放在心上。这种“赋权”形式看起来有点奇怪：花上几万美元，让你在约会时更自在些。或是让你得以攀爬事业的阶梯，但这架阶梯不会为生育期的女性员工做出哪怕一丝一毫的迁就。
现如今，美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是女性，而在英国，67%的女性在家庭之外从事全职工作。现在让你在两种政策改革间选择：更好的健保和产假政策，或者是能“冻存青春”的技术，我们真会觉得，对于职场传统带给女性的困扰，把青春“冻存”起来是更现实的解决方案吗？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个女人会选择冷冻卵子，但是冷冻很少能解决问题，相反，冷冻只是延长了问题的存在。
“生命钟论”让人口延续的负担应该几乎完全由女性承受这一点显得天经地义、不可避免。这一观念既有道德暗示，也有现实层面的言外之意：要是你没有把人生规划得恰到好处，你就活该孤独终老。
“对生育负全部责任是女性的天职”这种谎言对女性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并且让男女之间的浪漫关系变得剑拔弩张。希望与对方发展感情和性关系的男女双方想要的东西天生就截然不同，这种观点对谁都没有好处。男女都有日渐衰老的身体，所有人都有着对感情、性爱和尊重的基本需求，这有什么不能痛痛快快承认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