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神鉴定的启动。
大陆法系国家受职权主义诉讼理念的影响，主要采取司法官启动制;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主要采取当事人启动制。从鉴定的公正性及公信力来看，司法官启动制要优于当事人启动制。从诉讼的成本及效率来看，司法官启动制相比于当事人启动制的成本要低但效率却高。从诉讼理念与诉讼功能来看，两种启动制分别反映了不同诉讼模式的诉讼功能。
我国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程序的决定权，当事人既无精神鉴定的决定权，也无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西方各国相比较，最大特点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活动中可以地决定司法鉴定的事项。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分歧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对精神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存在不同认识。赞成者实际上是将精神鉴定的主要目的归为帮助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而那些反对者则将精神鉴定的目的更多地看作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一种方法。
需强调的是，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完善。我们尚需在提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建立有效的强制医疗制度以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继续努力，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强制医疗制度，则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出与资源投入来支持。
2、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
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不属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理由之一，从法学理论来看，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应由司法人员来行使，这是司法的应有之义。理由之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并不是行为人知识上“认识”的问题，而是行为人应该依照一定规范而行动，但却未能这么做时应否给予非难的问题。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应由司法人员来判断，而非医学这种经验科学专家来鉴定。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由精神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医学要件进行评定，心理学要件的判断则采用以司法人员为主、鉴定人为辅的合作方式。此种判断方式既具合理性又具可行性。
3、精神鉴定意见的司法判定。
(1)精神鉴定意见的质证。
为了解决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鉴定意见质证形式化问题，有必要对精神鉴定的质证主体、质证的程序性保障以及质证的实体内容等加以完善。其中质证主体是质证的关键，任何一方的缺失或力量失衡都会导致质证达不到预期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对质证主体要进行平等武装。因此，从质证主体的角度来看，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精神专家辅助人的设立，是保证鉴定意见得以有效质证的必要措施。应将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关于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条款理顺，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以及相应的补救调查措施。精神鉴定人的出庭以及专家辅助人的设立不仅有利于法庭询问质量与效率的提高，还有利于鉴定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在《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后。
(2)精神鉴定意见的认证。
对于精神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一般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精神鉴定人的资格审查。鉴于现行法规对此规定的非常笼统，我们应当制定司法精神医学专业切实可行的鉴定人准入制度，对精神鉴定人的资质加以规范。
第二，精神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审查，不符合鉴定程序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纳。
综合上面所说的，精神障碍的刑事责任能力判定一般是需要通过专业的鉴定部门来进行确定，在对鉴定时行启动时就需要按法律所规定的流程来，同时还需要提交相关的证明证明，这样才能确定最终给予的结果，所以，不同的情形做不同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