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开始后，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原本陌生的职业被提起的越来越多——院感人员。曾经有一段时间，甚至舆论对院感人员是不是防控一线人员都引起“争议”，可见这个职业、这个岗位面临何等“尴尬”、何等“苦涩”？
“院感就是在医院发生的各种感染，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医院内通过各种预防措施来防控院感发生。”这是每一个从事院感工作的医护人员最朴实的自我认知。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抗战中，一些三级医院甚至出现了聚集性院感疫情。究其原因，除了新冠病毒的超强传播性和隐匿性外，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医院层面对于院感管理的不到位。
据2018年《青岛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建设现状与思考》的区域个案研究表明，感染性疾病科设置率为 70. 3% ，预检分诊台、呼吸道发热门诊、肠道门诊、肝炎门诊符合设置标准要求的分别为 54. 05% 、32. 43% 、24. 3% 和 24. 3%。参与调查的13 家医院设有病区，但均未设负压隔离病房，共计执业医师 152 人，执业护士 197 人，65. 4% 的科室收不抵支。收治的前三位病种为慢性乙肝及由其引发的肝硬化( 44. 46% ) 、手足口病( 14. 91% ) 和各系统感染( 17. 20% ) 。研究得出结论：科室存在着不符合设置标准、人员配置专业不对口、收不抵支、人员收入低、收治患者未达标准管理等问题。从此个案研究不难看出，长期以来各级医院的院感管理部门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负责临床传染性疾病诊治的感染性疾病科亦如此，而且相关专业人士缺口巨大。
新春伊始，院感人员作为新冠肺炎阻击战先锋队第一时间进入、最后时间撤出，在每一个区域和病房，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前，他们要对收治环境、防护标准，特别是空气流向等方面进行细致的检查与布局。在收治病人前要确保它具备收治条件，才能保证不会发生院内交叉感染。可以预见的是，经过此次疫情的冲击，我国医院的院感管理部门及感染性疾病科的建设将迎来巨大机遇，不仅医院、医护院感防护意识及水平将迎来大幅提升。但是院感资源投入的长期性和院感事件的突发性之间矛盾根源并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深化医改的大背景下，药品、耗材“零差率”政策的深入，医院成本核算意识的不断加强，院感工作和“院感”人又不得不面临后疫情时代新的挑战。
从政策方面来说，一方面是严格的疫情防控要求院感投入不能少，发热门诊不能撤，各项疫情防控不减压；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正常化的呼声和舆论需求要求医疗机构提供更加便捷、更加直接的医疗服务。根据健康界调研结果分析，38.2%医务人员及家属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最渴望的事情是“回到曾经最平凡的生活”，这也说明面对疫情的冲击，虽然改变了人的行为，但依然有接近四层人的认知依然希望回到过去。所以，患者就医满意度的需求随着疫情常态化慢慢复苏，甚至医患就医矛盾呈现复发的苗头。面对越来越高的群众看病就医需求，严格的院感防控标准和流程不可避免的成为“托词”和“替罪羊”。
因此，后疫情时代不仅仅是疫情持续防控和经济社会需要复苏，更是医院“院感”人如何抓住机遇，迎接后疫情时代的挑战。这不仅仅是未雨绸缪，更需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疫情迟早会过去，如果疫苗和特效药研制出来了，如果人们可以与病毒共处、“带病生存”了，那么医疗机构院感体系的长效机制后续重建，才是真挑战，才是成为抵御新一轮疫情冲击或防范输入性病例的关键所在。从经济学观点来看，疫情使经济不可避免地呈下行趋势，受疾病谱的改变和疫情管控的影响，类似儿科等传统资源短缺科室将面临资源浪费、产出不足的考验；而感染性疾病科、急诊科、呼吸内科等科室由于处于疫情防控前沿，科室运营成本和防护成本不可避免的增加，而其产出和周转次数没有明显增加。三级医院由于其区域医疗中心作用，疑难病例、手术将承担稀释医疗成本的作用，而中医医院、专科医院以及县级以下中小型医院“患者流”受其技术水平、专科局限、成本管控、人力资源等条件限制，医院经营将面对转型压力，而社会办医和乡镇卫生院等基层机构更是首当其冲，而这些医疗机构内设院感管理和感染性疾病科生存现状对新一轮疫情防控体系将是新的“空窗”和“漏洞”。
面对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管理，后疫情时代没有政策和机制保护的“院感”人，就如同没有了人类投食的猴子，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只能站成两队开掐，最后面对的只有生存和淘汰两种结局。到时候，各家医院对自身经济成本的压力、对自身机构切身利益，特别是员工利益的保护，会导致各家医院政策一致对外，在政府和社会上寻找自己能兑现的筹码，甚至会助推看病就医费用不合理增长或者“过度医疗”现象出现，致使新医改不得不面对新的形势下新的问题，从而进入医改“新纪元”。而相对而言“院感”人就要不得不面对新一周期的“轮回”。所以，疫情虽然已经过去艰难的时刻，但后疫情时代，却是形势更加险峻、更加错综复杂的时期，作为医院决策层，不仅仅需要考虑一个“院感”人的何去何从，还要考虑到未来有可能面临的一切挑战，这才是最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