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又逢辞旧迎新时。
过年，过的是团圆、是期盼，也是游荡在时间长河中的一次回眸。
在此之际，澎湃新闻推出“年话海上“专题策划，话年、话人、话悠悠岁月。
本篇回访因3年跑单赚102万而引起巨大关注的外卖小哥陈思。
2024年春节，在多数人和家人团圆之际，外卖小哥陈思选择留在上海送单，“我目前这个阶段，不分过年节假日，就是跑单赚钱还债。 ”
1月13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发报道《三年挣102万，这位外卖小哥如何从负债逆袭成上海“单王”？》，在网上引发热议，有人点赞，有人质疑，还有媒体报道陈思在为某电动车带货。
“走红”一个月，陈思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如何看待网上的质疑？新的一年有什么目标？
陈思表示，目前还有9万元的债务，“还完了钱，我就想结束外卖生涯，想做餐饮，做点小生意。”他还称，从今往后不想再接受采访，“不管别人怎么怀疑我，我只管埋头挣钱。”
外卖小哥陈思在送外卖 澎湃新闻记者 邹桥 图
以下为陈思的自述：
春节单子价格高，今年过年我不回家了，去年我也没回去，我目前这个阶段，不分过年节假日，就是跑单赚钱还债。我今年的目标第一步是还债，第二步开始投资创业，创业的钱我送外卖赚。送外卖不是长久之计，我也不想一辈子跑下去，我想尽快去做喜欢的事业。
报道出来以后，我也没什么变化，我还是要赚钱还债。1月份我和你见面（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欠10万元，现在欠9万元，赚钱还债一直是我的目标，我也一直在努力。
还完了钱，我就想结束外卖生涯，还是想做餐饮，一点小生意，从小做起。之前我开过饭店，亏本了，可能是心急了，也可能是经验不足，所以我这次想从摆摊干起。其实再问我更多的问题，我还是之前说的那些，没什么变化，该干嘛还是干嘛。
外卖小哥陈思今年过年不回家 澎湃新闻记者 邹桥 图
报道出来以后，有很多人怀疑我。我也不管是眼红我，还是骂我，他们怎么想、怎么说，我不管，你怎么说是你的想法。网上那些评论我看都不想看，觉得累。
你的报道，我老家的人也看到了，没有什么为我骄傲的意思，反而是怀疑，我也不想和他们多联系，我目前只和父母、亲兄弟联系，都是很亲的亲人。我不管别人怎么怀疑我，只管跑单挣钱。
你问我是不是在带货电动车？想当网红之类？我听了其实挺想笑，但想想也正常，一些人会有这种想法。卖电动车的是另一位外卖小哥，他更多是个商人，他是大学生，我小学没毕业，我没他那个脑子的，也不会和他牵扯太多。网络这一块的事情我不擅长、不参与，也不会去带货。
我如果真的想要红，你当时来采访的时候我就开直播了。当时你也知道，你找到我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说了采访的时间不会太长，那天我跑的单也不多。我是个实实在在干活的人，现在就想安心赚钱，还差9万元的债，还完钱就去做我喜欢的事业。
此前报道：
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
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
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
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
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
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
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
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
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
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
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
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
“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
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
“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
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
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
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
【对话陈思】
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
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
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
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
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
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
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
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
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
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
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
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
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
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
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
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
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
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
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
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
“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
“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
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
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