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是一种残酷的事。你每去剪一次头发，实质是时间把你的生命剪掉了一小截。
关于理发，最动人的描写，来自E.B.怀特在《纽约客》写的一小段“离别之悲”。
（电影《剪刀手爱德华》剧照）
一位顾客闭着眼睛，听任理发师在头顶咔嚓咔嚓，进入了休息的丰富层次。剪刀到了耳后，理发师变得更加小心，一下一下。我们低着头，和平降临椅子上，只能听得到理发师因哮喘而发出吸气声，标志着生命的节拍。远处传来一个道别的声音：“再见。”是一位顾客要离开。几个理发师应和：“再见。”我们没有清醒，也没有睁开眼睛，没怎么想，脱口而出：“再见。”马上，这一刻的悲伤之情令我们心动。这种因为跟我们从未见过的人道别而产生的重重哀伤。自那以后，我们就在猜度他长什么样，猜度是否真的会永别。
正常人有8万至10万根头发。没有特殊情况，普通人终身都要不断光临理发店，感受怀特式的“永别”。
我小时候在县城时，理发店还都叫“理发社”，理发师则称之为理发员。我才上幼儿园，就自个儿去剪头发了。那个白胖谢顶的老理发员，下手一贯从快从重。往往我才爬上高高的理发椅，就听啪地一下，罩袍一抖，再嗖地一声，袍绳就勒得我喘不上气了。剪完头发，理发员把我摁在水池边，就用那个长得像刺猬的塑料工具，刷刷刷洗头，疼得我满眼是泪，肥皂泡再杀进眼睛。每次理发，都称得上是一场小小的酷刑。
（国产老电影《女理发师》剧照）
店里有个女理发员，但很奇怪从来轮不上我。所以，我从小就立下宏愿，要娶个女理发员当老婆。
小学一年级，我们家搬进了山村，由妈妈给我理发。罩袍是报纸做的，用一枚木制晾衣夹子，夹在脖颈上。不知为什么，妈妈总是挑黄昏时间来剪头发。剪着剪着，天就黑下来了，然后妈妈就没有耐心了：“不要动！怎么又动！”接着就不断嘟囔骂人，给你剪个头发，你动来动去，我从白天剪到天黑，累得要死，眼睛都花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现在想，头发黑，天也黑，又不开灯，理发可不就是看不清吗？这种情形下理发，每次都能剪出“马桶盖”的效果。
信息闭塞的年代，理发店就是社交中心、新闻中心。美国女作家奥康纳的短篇《理发师》，写一个大学教授去理发店。理发师用剃刀指着大学老师，叨叨叨地大谈选举。教授觉得这人也太浅陋了，约了下次再谈选举。为了说服理发师，他甚至写了文章，还读给同事听，读给妻子听。事到临头，他的满肚子理论，被理发师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对此，有些人转身窃笑，有个人笑弯了腰。结局颠倒，居然是教授变得粗鲁起来，忍不住袭击理发师，带着半张被肥皂沫淹没的脸逃跑了。
看看，理发师就是这样，控制你发型时，顺便控制了理发店的气场。
再后来，我又回到县城上班。在全县最大的理发店里，居然有个我补习班的女同学在当理发员。她长得好看，是班花之一，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话。那个年头，任何资源都有限，理发店也如此，排队等候时间很长很难熬。我面皮薄，经常被人插队也不敢抗议，反而不断幻想，如果娶了这个女理发员，就再不用排队了。家里有个理发员多好啊，想怎么理发就怎么理。
我这个女理发员同学，后来读了电大，离开了理发行业，当了不小的干部。只是婚姻不太如意，嫁了一个赌博鬼。前几天，跟县里的朋友聊天，才知道当年好多男人做梦都想娶她。只要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理发店里也一样啊。
理发自从改叫美发之后，价格飞速上涨，档次差异惊人。我小时候，理个发一毛钱，前几年办卡剪发一次是六七十元，疫情之后是90元。我有个女性朋友，她剪一次头发是2100元。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昂贵的价格。
我们和理发师的关系，暗含了与时间的联系。每隔一段时间，你花了一小笔钱雇人剪头发，等于剪出了时间的一个刻度。理发师虽讲不出这个交易哲理，但下意识地明白，你离不开这个无情交易。我的那个理发师，十多年来把我从黑发剪到了灰白色，每次涨价都很坚定。等退休了，我打算藐视一下这个时间的仪式，改去10元快剪店试试。
（美国电影《缺席的人》剧照）
电影《缺席的人》，主角是一个中年理发师，妻子红杏出墙，他在跟情敌暗战中不小心杀了人。电影是科恩兄弟导演的，片子用黑白影像拍摄的，配乐是舒缓的贝多芬，连罪恶都充满了忧郁与感伤。那个理发师，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旁白。理发店剪下的一缕缕头发，不断飘到地板上，不断被扫进垃圾斗。有一天，他问首席理发师，你感到迷失吗？他说，我们不停地剪头发，它还是不停地长出来，“我要把头发和尘土一起埋起来。”
杀死了情敌后，他在街头内心感叹：“行人来来往往，每人各忙各的，看来我知道个天大的秘密……他们毫无所知，我吹皱了一池春水。”警察局误把她老婆当成凶手，于是他和大舅子一块，把理发店抵押出去，贷款为老婆打官司。他深深叹息：“每个人早晚都要理发，赚钱都给了银行。我们不停地理发赚钱，免于负债。”
是的，理发这个麻烦，串起了人生的每一件事。撇开这些黑色荒诞的剧情，理发师的无限感伤，其实属于一切人：“经历了这些，我们还是在理发。”（卢小波）
